习近平在厦门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东南网9月7日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资  讯 

习近平在厦门(八):“习总书记对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情有独钟”

即时 | 2020-09-25 07:31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

采访对象:

任镜波,1934年6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福州市人。原交通部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集美大学校董会一至四届常务校董、副秘书长,研究员。从1981年1月起,一直参加集美校友总会工作,曾任三届13年理事长,现为永远名誉会长。厦门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顾问。

采访组:任先生您好!您长期在集美校友总会工作,习近平同志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里工作期间曾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请您谈谈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任镜波:我了解近平同志的事迹,不只是他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那三年。实际上,从他198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我和很多人一样,对他都是比较关注的。我当时是省政协委员,又是厦门市政协委员,通过各种方式对他有所了解。

那时厦门设立特区时间不长,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他当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负责牵头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些都是市人大、政协比较关心的事情。他到任后不久,中央就确定厦门为全国率先进行机构改革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他挑起了这个担子,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缜密思考,提出了一套机构改革方案。他把一些长期以来本应该属于企业但政府又管得过“死”的权力下放给一些专业公司,将一些原来政府管理工业和国有企业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简化和调整,这样一来,有效精简了机构和编制。经过机构改革和制定规划这样的工作,他的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后来到宁德,我也很关注他。因为宁德在我们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是有名的“老、少、边、岛、穷”(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海岛、贫困)地区。我当时是集美航海学院党委统战部长,在省里参加统战部长会议的时候,宁德的统战部长告诉我,近平同志到宁德,先用一个多月时间把全地区的9个县都跑了一遍,还顺带考察了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等县。宁德的一些地方非常偏僻,比如寿宁县、周宁县一些乡村,新中国成立以来连县一级干部都很少去过,但他都跑到了。他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思想,认为人可以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不能言必称贫,处处说贫。“安贫乐道”的“穷自在”不可取,“等、靠、要”或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反复对当地干部群众讲这番道理,扶他们的志气,在闽东这个贫困地区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大讨论,极大调动了那里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走致富之路的积极性。

他还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要搞经济大合唱,抓廉政、反腐败。当时,宁德的干部有很多违规占地建私房现象,开会的时候近平同志就说,要把违规建的私房退出来,退完以后把这些房子分给没有房子或者缺房子的人。他狠刹干部违纪建私房的歪风,查处了一批干部,清退了大量多占的公房,许多无房户、缺房户搬进那些退出的公房时,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人民日报》以“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为题报道了这件事。

虽然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时间不长,但那里出现的变化却让人感到振奋。几年后,记者在采访近平同志时提到这段往事,他并没有轻松之感。他说:“这些变化相距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只能说是起步,闽东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再接再厉、奋斗不息。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多年来,他实际上一直在行动中践行着这种理念。

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两年多以后,又调到福州当市委书记。他在福州,倡导修护“三坊七巷”,抓旧城改造,建长乐机场,搞马尾港扩建,引进侨资,发展民营企业,还抓环卫包括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组建闽江学院并任首任校长等等。他注重保护文物,当时有一个房地产商要在当地一处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搞房地产开发,近平同志就说,那个地方不能开发,要进行文物保护。因为我是福州人,尤其关心这些让人津津乐道的事。

后来他到省委省政府,先当副书记,然后当省长。他当省委副书记时,统战工作归他管,所以开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时,他会代表省委讲话。他出席会议很准时,从来不让别人等。对此,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所以,在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和印象就已经比较深刻了。后来通过在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接触,我对他的人格魅力有了更深的体会。

采访组:那么,就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期间,他所做的工作和您对他的印象吧。

任镜波:我本人是集美大学校董会筹备办主任,后来又被聘为校董会第一届至第四届一共16年的常务校董兼副秘书长,因此对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情况比较了解。1999年至2001年,近平同志连续3年担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他尽职尽责,不挂空名,注重调研。他先后来集美大学7次,其中参加校董会会议3次,另外4次都是带着问题来搞调研的。我觉得在他身上有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一是语言风格朴实无华。他讲话从不念稿,就好像跟大家平等交换意见一样。1999年10月17日,他参加集美大学校董会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后来,我们根据录音整理,他的讲话不到两千字,朴实无华,十分贴心。他说:“加快集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是本届董事会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承蒙各位董事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让我接任董事会主席,我一定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我衷心地希望各位董事们,特别是在座的各位常务校董加强对集大的指导和帮助,在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旗帜下,带动海内外一切关心集美大学的友好人士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像印尼侨领李尚大先生这样,添砖加瓦,支持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加快学校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交流,并且不断去完善我们的体制,深化我们的改革,把现在还存在的一些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解决,使我们工作进一步完善,使紧密型的集美大学越办越好。”他讲的这些内容非常符合当时集美大学发展的实际。还有一次,他在讲话中说道:“我现在挂一个校董会主席,这是因袭下来的,当省长都挂这个衔。但我这个人不愿意挂空头衔,在其位谋其政,挂了就要关心、就要过问,所以会经常来看看,最起码一年来一次。否则就不挂。”实际上,他当校董会主席期间,总共来集美大学7次,是历任校董会主席中来得最多的一位。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每次开校董会前他都先来学校调研。我还记得2000年的校董会定在11月召开,当年8月14日他就带人来集美大学调研,还带上副省长潘心城、副省长兼厦门市长朱亚衍、省政府秘书长陈芸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他听了学校领导的汇报后说:“今天我们挤时间来看一看集美大学,不仅因为我兼任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而且这个学校也倾注着省委、省政府的心血和汗水。我到省委工作以后,还参加了很多次研究集美大学问题的会议,可见省委省政府对你们的重视。”

在这次调研中,他主要强调加强体制创新,包括领导体制的创新。因为集美大学的前身是交通部、农业部、省体委、省财政厅、厦门市政府等下属的5所高校。5所高校、5个管理部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合并以后人员众多,尤其是党政部门人员很多,所以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学校体制如何改革。他当时提到,集美大学要不断完善新体制,不断进行配套改革和体制创新,给学校创造发展空间。他还指出,集美大学一大特点就是华侨办学和海外乡贤办学。集美大学是根据陈嘉庚先生的遗愿组建的,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凝聚力、很有影响力的校董会,所以一定要弘扬“嘉庚精神”,充分发挥校董会作用。因为这是一所非常有特色的学校,既能够在体制创新方面争取新的突破,又能争取上级给予一些特殊的宽松政策,各方面相辅相成,推动集美大学实现新的发展。

2001年12月,他又来学校一次,上午调研,下午参加校董会。调研主要是看学校新建的工科实验室和最新的航海模拟器。他到航海模拟实验室,看到计算机可以模拟海上的大风大浪,船在模拟的海上乘风破浪,让人身临其境,他十分高兴,还动手掌舵体验。随后,他听说学校新建实验室和图书馆的经费十分短缺,便从省长基金拿出一部分补贴给学校。这也算集美大学“吃小灶”吧。

三是很注重与校董们的接触与沟通,也很尊重其他工作人员。海外来的校董在会上发言时,他不仅注意听,还主动跟他们交流。1999年10月首届二次常务校董会上,印尼华社的著名人士、校董会副主席李尚大发言之后,他就给予充分的肯定。2000年,在校董会上颁发“王瑞庭海上专业助学金”,因为捐助者印尼船王王景祺先生(王瑞庭是王景祺的祖父)没来,我作为这项助学金的引进者和信托人,本来是坐在台下的,他却招呼我到台上跟他一起颁奖。我上去后先站在主席台最旁边的位置,他招呼我过去站在他身边。当时我非常激动,在场的校董们也感同身受。他是大领导,如此尊重搞具体工作的人员,完全是他的品格使然。

开校董会期间,他提倡节俭,提出不要摆酒席,他跟我们一起吃自助餐。吃自助餐时,他又利用取餐、吃饭的机会跟大家聊天交流,显得非常自然和融洽。

四是非常尊重教师。2002年教师节前一天,他专程到集美大学慰问教师并与教师代表座谈。座谈会结束,他还特意去看望他在清华大学时的老师刘翠琴。刘老师住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宿舍楼的4层楼,没有电梯,他便拾级而上,给老师送上鲜花,并且深情地说:“谢谢您当年的教育和培养。”刘老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离任校董会主席以后,依旧对集美大学的事情十分上心。就在2002年9月9日来校前一天,他在厦门“9·8”投洽会上见到几位来自集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就问道:“你们认识我吗?”学生们回答:“您是习近平省长。”他笑着说:“我还是你们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呢!”简简单单一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校董会主席这一份责任的重视与担当,同时也说明他心里时刻装着集美大学,牵挂着集美大学。学生回来说起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感到暖洋洋的。2014年11月18日,他在澳大利亚访问,到停泊在霍巴特港区的中国“雪龙号”科考船参观。听说船长赵炎平、领队袁绍宏、站长徐宁都是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毕业的,他非常高兴,便对大家说他当过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

他离开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时,海外好多侨领都致函向他表示祝贺和感谢。印尼侨领李尚大在信中说:“您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工作期间,实实在在为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做了许多关系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的好事、实事,这是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人民和海外乡亲的最大福气。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人民和海外乡亲会永远感谢您!”

采访组:2014年9月,您主笔以集美校友总会名义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10月,习近平同志回了信。请您谈谈这件事。

任镜波:关于集美校友总会给近平同志写信和近平同志的回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有人曾经问我,你怎么会想起给近平同志写信?是不是心血来潮?

我写这封信有个信念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工作期间,许多勤政爱民的故事,尤其他对陈嘉庚先生和集美大学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2000年,他当集美大学校董会主席的第二年,我就请好朋友夏蒙写了一篇《鸿鹄之志为苍生》的文章,简要记述了他在厦门、宁德、福州所做的主要工作,发表在我主编的《集美校友》杂志上,以此表达我们对他的钦佩之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忘年之交项南同志对他的推崇。他离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写了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是项南作的序。项南回到北京以后,有一次我去看他,项南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读过。项南说:“这本书值得读,现在社会上有的人喜欢讲大话、空话,而这本书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难得。”项南的这席话,大大强化了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崇敬之情。

2014年10月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这年8月,厦门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来集美召开座谈会,征求举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活动的意见,我就建议要给近平同志写信,由市委市政府来写,或由筹委会来写,或请一位以个人的名义来写。过了一个多月,没人给我答复,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写。

我先以集美校友总会和《集美校友》杂志社的名义写了一封约300字的信,开门见山,明确提出我们的请求。同时,我又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近千字的信,诚挚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想法,同时也结合说明集美校友总会是陈嘉庚先生于1920年创办的,《集美校友》是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侨刊乡讯。当时我还考虑到一点,以我个人名义来写,可能更合适。我身在民间社团,而且已经退休,写起来更加方便。其实,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想向近平同志报告一个信息:2014年10月21日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我自信,他知道了一定会有所表示。

社会上有人说这封信肯定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否则怎么可能收到呢?其实,我是请一起在集美校友总会当义工的钟老师帮我拿到集美邮政局用快递寄去的。至今,我还记得这封快递的邮政编号。

信寄出以后,我倒有一种担心。信封写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习近平总书记收。中央机关这么大,层次那么多,这封信近平同志能看到吗?后来又想想,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的信访工作有了很大改变,这封信应该会送到。总之,那段时间我总是忐忑不安。

信是2014年9月5日寄出去的。10月8日下午,我坐车出门办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同志的声音:“任老先生吗?我是中办的工作人员,您寄给近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当时,我喜出望外,看了一下手表,是15点10分。他还问我市里今年有什么纪念活动?于是,我便把我知道的厦门市政协准备开一个纪念座谈会,厦门市委、集美区委的宣传部、统战部还准备开展一些宣传活动等告诉他。事后,我立马把这个情况向集美校友总会的主管部门作了报告。

10月13日上午,中办一位女同志又挂来电话,问我手头有没有近平同志当年讲话的资料。当天下午,我又把近平同志当年在集美大学每次讲话的录音记录稿,全部传真给她。10月19日上午,厦门市政协秘书长给我挂电话说:“任老,祝贺你!”20日上午,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办公厅有一位同志挂电话问我,“嘉庚精神”的内涵怎么表述?这些迹象,都让我心里有了数。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

10月21日上午,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政协和厦门市政协在厦门联合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省领导在座谈会上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厦门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顿时,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振奋。回信宣读之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陈嘉庚先生的七公子、两个孙子、一个孙女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天晚上的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电视台新闻和第二天的《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日报》都全文发布了这封回信,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书记还做了关于学习贯彻回信精神的批示,要求全省各级党政部门都要认真学习贯彻回信精神。我们把学习贯彻回信精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现在快3年了,我们一直坚持着、坚定不移。

采访组:请您谈谈这封回信产生了哪些影响,你们又是如何学习和贯彻回信精神的。

任镜波:这封回信的文字,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近300字,字字珠玑,贵为经典。回信在海内外反响很大。大家读到这个信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普遍认为:

第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继续肯定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这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宣示,祖国没有忘记陈嘉庚,祖国没有忘记华侨华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进一步发挥独特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

1945年,毛主席赞誉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83年,邓小平题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近平同志在回信中再次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对“嘉庚精神”作出了精辟阐述,这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还是第一次。

第二,这封回信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把“嘉庚精神”提到国家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内容。回信对怎样弘扬“嘉庚精神”、要向陈嘉庚先生学习什么也作了非常实际、非常大众化的概括。以前我们讲弘扬“嘉庚精神”,有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很难做得到。近平同志的回信非常接地气,他讲“嘉庚精神”不仅体现在用大量的财富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同时也强调了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还有关心国家大事、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他这么一说,很多华侨华人都觉得“嘉庚精神”是可以弘扬的,嘉庚先生的善行嘉德是可以学习的。以往我们讲“嘉庚精神”,都是在民间和地方层面来讲,近平同志的回信,一下子把弘扬“嘉庚精神”提升到国家的层面,这对于在全民中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这封回信写得非常动人。信中说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还同时表示陈嘉庚先生永远值得学习。这封信的语言很平实,非常感人,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平易近人的亲民作风。两年多来,这封回信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已经在海内外重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嘉庚风”。

此外,他的回信对我们开展侨务工作也是新的启示。近平同志强调弘扬陈嘉庚先生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希望华侨华人在当地要有很好的发展,能为当地谋福祉,从而更好地增进与中国的民间交往,互利共赢。今年是近平同志回信3周年,为进一步学习贯彻回信精神,厦门市委经过酝酿,决定成立陈嘉庚奖学金,鼓励“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地区集美校友的后裔来厦门深造。可以上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厦门工业学校、集美中学。回来读博士的,一年奖励7万元,读硕士的一年奖励6万元,读本科的一年奖励5万元,读高职和中职、高中的一年奖励4万元。这样下来一年要投入1000多万元。到第四年,大概要投入5000万元。这笔钱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当年陈嘉庚先生在香港创办的集友银行每年分给集美学校委员会的部分股息。消息传开,各地的华侨华人都说:这是中国吹来的“嘉庚风”。

三年来,我们一直在积极宣传贯彻近平同志回信精神。厦门市委、市政府从2014年起,每年10月都作为“嘉庚精神”宣传月,去年举办了嘉庚交响乐音乐会。集美区还举办了国际嘉庚论坛,还以“人文集美、嘉庚文化”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我们在海内外有60多个校友会,对于近平同志的回信,我们选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日报》发表的全文彩印单页,开始印了1万份,后来又加印1万份,分发给海内外校友、乡亲,大家看了都非常激动。香港集美校友会和由集美校友当会长的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就以这封信中的话“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发动了6万多名周围的群众投入“反占中”“反港独”的斗争。

集美校友总会以此为契机,把学近平同志回信、弘扬“嘉庚精神”,作为永恒的主题。我先后应邀在省、市和海外作了11场学习报告,出席了36场海内外华侨华人校友参加的学习回信精神座谈会、报告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

采访组:根据您的理解,请您谈谈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如此重视“嘉庚精神”?

任镜波:近平同志在回信中说:“我曾长期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受。”这可以作为他如此重视“嘉庚精神”的诠释。

2000年,中国侨联、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宣传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文献纪录片《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的岁月》,集美校友总会是主要协作单位,我是主创人员之一。当时近平同志是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省长,摄制组去采访他,他非常热情,一点都没有省长的架子。他一再说:“拍陈嘉庚的电视纪录片是一件好事。”围绕对陈嘉庚的认识和弘扬“嘉庚精神”,他讲了许多。他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任务十分艰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我们弘扬‘嘉庚精神’,就能进一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助于激励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携手共进,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而奋斗。”

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近平同志重视“嘉庚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心里永远记着老百姓。他在宁德当地委书记时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2000年1月,他当选为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长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深怕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人民的生活在我任内提高得不够快。”党的十八大闭幕那一天,他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还曾说过:“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这些话都说明他是把老百姓时刻放在心上。

陈嘉庚先生也是这样,他心里也是永远装着老百姓。1940年,他在重庆出席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召开的欢迎茶会上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了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为社会好。”他还说过:“服务社会是吾人应尽之天职。”陈嘉庚先生要求学生“在校尽学生之职务,出校尽国民之职务”。陈嘉庚先生向学生作报告时说:“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于你们的只是要你们依照着‘诚毅’校训,努力地读书,好好地做人,好好地替国家民族做事。”我想,陈嘉庚先生的人生观与他一生的实践,都是符合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理念。

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学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嘉庚精神”的指示,就是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是非分明,无私无畏,恪尽天职,助力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31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七):“近平同志对普通干部关怀备至”

即时 | 2020-09-24 07:21

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采访对象:

苏永卯,1941年8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厦门同安人。1973年12月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组织部干事、秘书。1986年1月任厦门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1993年2月任中国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厦门公司常务副董事长。1994年4月任厦门市委办公厅巡视员、厦门市接待办党组书记、副主任,厦门宾馆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

采访组:苏总经理您好!您是习近平同志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后见到的第一位同事,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苏永卯:来厦门工作之前,我一直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组织部工作。1985年6月2日一上班,省委组织部部长就打电话把我叫过去说:“中组部选派习近平同志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来工作,你今天上午去接待他。”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他是谁,部长就跟我说他是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仲勋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遭受迫害,我很敬重他。简单几句话的交代,我就马上去落实具体事务。

距离飞机到达时间很近了,我抓紧时间到机场接机。当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就拿了一张《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日报》,把“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两个字露出来,站着等他。我们彼此好像都有一点默契,他出来时,我跟他招手,他也跟我招手。

他一米八多的瘦高个子,随身背了个小挎包,穿着很朴实,上身是白衬衫,下身是深色裤子。他自己一个人来,也没有别人陪,一点领导干部的架子都没有。当时还是在义序机场(在福州郊区,高盖山南侧),我们开着7人座的中巴车,回到了温泉宾馆。

大概中午12点,我对近平同志说:“中午伙食我都安排好了,等下宾馆的同志会来带您去。”他提出要我和他一起用餐。我们吃饭的时候,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秘书来看他,给他打招呼说下午3点,项南书记和夫人要来看他。这是第一位来看他的领导,后来陆陆续续地又有其他领导来看他。

当时我们省里有规定,四菜一汤,里头有一道青菜、一道海鲜。我考虑到他是北方来的,就跟宾馆说要照顾他的口味,馒头、饺子、面条每餐都有一样。后来我问近平同志,这样吃行不行,他说这样吃很好。就这样,他在温泉宾馆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提出任何特殊要求,对我来说接待上很好安排。

以前我这人思想有点偏见,想着高干子弟会怎样怎样。但我一看见近平同志,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他和我第一次见面就叫我“老苏”,后来还跟别人说:“我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老苏。”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到厦门上任以后,您和他在工作上有哪些交往?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后来到厦门上任是自己过去的。我们当时本来要派车送他,被他谢绝了,他说:“尽量不给你们找麻烦。”然后就搭了辽宁省驻厦门办事处的车,坐了8个多小时才到厦门。

我跟他接触了几十年,他做事基本上就是这个风格,能自己克服的困难一般不找别人,对身边工作人员都非常体贴关照,但是要求也很严。

厦门作为我国著名的沿海城市,一直名声在外,被称作“海上花园”。可是近平同志来了之后,却感觉和他想象之中的厦门不太一样:道路比较狭窄,比较脏乱,市政府对面还是牛场,百姓家里烧火用的还是蜂窝煤。所以他讲,这不是他想象中的“海上花园”。我想,可能从那一刻起,他萌生了要和大家一起努力改变厦门面貌的想法。

他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到厦门之后,几乎跑遍了整个厦门。他曾经两次去海拔最高(900米)的军营村(在原同安县莲花镇的西北部),对那里的人一直挂念不已。从我个人亲身经历来讲,有一件事印象深刻,就是他亲自帮助建立了同安县银城啤酒厂。

以前同安经济很落后,工业基础比较差,有十几家国有企业,产值总共还不到2000万元。但是当地水资源很好,他们想办一个啤酒厂,增加工业产值。本来市里不同意,因为当时市里已经有两三家啤酒厂了。同安县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知道我跟近平同志熟悉,就让我带他去找近平同志。近平同志得知此事要跟宁夏联合,认为他们干劲很足,又是一个大跨度的联合,有实践意义,就主动先找宁夏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又亲自带人去同安实地考察、听汇报。经过一番沟通努力,这个啤酒厂于1987年兴建,1988年投产,年产2000吨,产值600万元,税收200万元。在当时,这对同安人民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近平同志。

2010年9月6日,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厦门来,接见我的时候,我就向他报告说:“您当年帮助兴建银城啤酒厂的事,同安人民非常感谢您,写了个汇报材料,想让我给您看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他马上说:“怎么没有时间看!”过后我赶快请人把材料拿来,寄给了近平同志。

采访组:除了工作上的接触,您跟习近平同志在生活中还有什么接触吗?

苏永卯: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工作之外的接触。近平同志曾经三次到我家里来,这是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荣幸的。

第一次就是接到近平同志的当天晚上。吃了晚饭,我想带他去东街口闹市区走一走。走了一段时间,他就说:“老苏啊,我们坐下来喝点冷饮好不好?”当时也是我考虑不周,因为当时福州的天气比较闷热,从温泉宾馆到旗汛口(离东街口还有一小段路),走了半个小时左右,衣服都有点湿了,本来就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正好他又自己提出来,我就赶紧说好。到了冷饮店,我们一个人买了一杯冷饮,喝了一半,他突然问我:“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里面的职工宿舍,又给他指了指具体方位。他听了就说:“走,到你家去看看。”

我当时心里很纠结,很矛盾。因为我岳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迫害,我们全家都被下放了。在这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精神压力,我爱人身体非常不好,脚也肿了,腰也不好,还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然已经治疗了很久,但还是有幻听幻觉,有被迫害的妄想。这个情况我不好告诉近平同志,又担心他去的时候,我爱人的病会发作。所以一路上走着,近平同志说什么我都无心听、无心应,一直在想要是我爱人发病怎么办。

走到我家,我爱人开门,我就跟她介绍说这是北方来的习书记。进去后,我们就在厅里喝茶,他很关心地问了我一些问题,比如家里面积多大、孩子在哪儿念书等等。好在我爱人在房间里,情绪挺稳定,我也就放下心来了。

没过两天,我正式邀请近平同志去我家里吃个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让他尝尝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海产品,我做了鲳鱼、螃蟹两道菜。当我把鲳鱼整只夹到他碟子里,他说海鲜哪里有这么个吃法,一个人一次吃整条鱼,我说我们都是这么吃的。其实我是想让他多吃点。我们就这样一边吃着海鲜,一边喝着散装啤酒,一边聊天。没想到,就这两样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再平常不过的海鲜,近平同志一直记着。后来他跟洪永世同志(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说:“我吃海鲜吃得最痛快的一次就是在老苏家。”

第三次就是我到厦门来工作后。1985年底或是1986年初,我正式搬到厦门,当时近平同志已经到厦门工作,任常务副市长。1987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老苏,你家住在哪里,我想到你家里去看看!”我说:“您不认得路啊,我去路口等您吧!”我家虽然离市政府不远,但还是有一段路的。他来了以后,我爱人精神还好,还给他包饺子吃。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就跟我们有说有笑地吃饭聊天。

近平同志三次到我家的经历,一直感动着我们一家人,他亲切、随和的印象也一直铭刻在我们心里。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跟您聊过他来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之前的事情?

苏永卯:他给我说起过他在梁家河当知青的事情。他说:“我不到16岁就去梁家河插队,当时也没有带什么东西,除了日常用品以外就带了整箱的书,劳动休息的时候我就看书,晚上也看书。”我也曾下放过,但我那时候就没有心思看书,可见近平同志的意志力非常强。

他还说起当时在梁家河插队要“过五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其中过跳蚤关尤为难熬。我想到我下放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很好,跟以前的生活有落差,听他一讲,我下放地的条件算是很好的,吃住都不错,劳动任务也不是特别重。当时他讲的这些话,对我是一种启发和教育。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交往吗?

苏永卯:近平同志离开厦门赴宁德之前,我拿过去一些草绳、袋子,跟他一起整理东西。他生活很简朴,行李也很简单,只有一些衣服、一台小冰箱、一台小电视机,其他都是书和文字资料。

2002年10月,近平同志从亚洲体育威廉希尔调任浙江省主要领导。临行前,已经退休的我专门前往福州送行。此时,他刚来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时的场景又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

后来我跟他之间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他在宁德工作两年间,我去拜访过他三次。第一趟我是跟我们单位领导一起去的。后来两趟是我自己去的,他见到我非常高兴,跟我拉拉话。当时宁德是贫困地区,经济在全省排名最末,走的都是高低不平的沙土路,跟厦门相比差得太远了。我看过一些报道,知道他经常带队到最边远的山区调研考察,心想他这个地委书记当得真辛苦,真不容易。

他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又去过一趟。那次就是简单拜访,去坐一坐,看一看。后来也没有太多机会去看了。到了省委省政府工作以后,他到各个地区调研考察比较多,也经常会到厦门来,来了基本就住在厦门宾馆这边。

2004年8月,我到杭州去拜访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浙江省委书记,但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见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非常关心。

浙江的杭州、普陀山我都没去过,那次去本来想多待几天,稍微转一转,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发现近平同志眼睛红红的,有血丝。我就问他的秘书:“书记的眼睛怎么了?”秘书说:“书记每天都忙到下半夜,眼睛哪能不红?”我一听,觉得不应该再麻烦他,很快就回厦门了。

近平同志这个人重感情,很念旧,很有人情味,越是基层的人,他越记得牢。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成为中央领导人,厦门的同志几次上北京拜访他,他都会问到我:“老苏现在退休以后生活怎么样?”我知道以后,感到很温馨,非常感念他对我的关怀。

2010年9月6日,省委办公厅通知我,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到厦门考察,要见见我一家,叫我到海悦山庄去。那次他是到厦门出席“9·8”投洽会,还要调研考察一些地方,事情多得很。尽管如此,那天晚上8点,他接见了我们一家人,我们很激动。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交往这些年,能不能给我们谈谈您对他的整体印象?

苏永卯:到你们采访的今天,可以说我跟近平同志认识整整32年了。我很庆幸自己在32年前,有机会成为他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后第一个见到他的人。之后这些年与他的接触和交往,又让我深深感受到他那种朴实平和的品质,感受到他心思细腻、体恤周全的性格。他为人很有亲和力,对老干部、老同志非常关心,为人处世和谈吐都非常有分寸。对普通群众、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关心,像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工作人员,他都那么关怀鼓励,让我感触很多,而且深深影响着我日后的为人处世、工作态度、工作追求。

他和人讲话都很客气,但都有一定的分量,不像有些领导,用很生硬的口气命令人,而是用很通俗的、像交谈一样的语气来做大家的工作,让人感觉是一种平等、平和的交流。他还经常会讲出一些新话,比如“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检身自省”等等,对我们很有启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我们国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果有目共睹,这些反映和评价在基层都能听到,可以说是有口皆碑。近平同志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很挂念他的身体,有时候看到他很辛苦,都很心疼,但是党和国家需要他,没他不行。有他领航掌舵,是人民的福气。

我为我这辈子能够有机会与党的总书记像老朋友一样交往感到万分荣幸。我们是在不经意当中结下了友谊,我这辈子都很感念他,我衷心祝愿他保重身体,带领党和人民实现中国梦!

(转载自2019年7月2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六):“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

即时 | 2020-09-18 07:34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对象:

吕拱南,1939年3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台商投资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厦门市委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实践的磨砺。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他跟我讲,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吃苦、耐劳、奋发,从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亲的勤奋、严厉、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认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继承下来。这些美德在他艰苦的陕北知青岁月中派上用场。

在陕北农村的七年时间里,近平同志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求。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于他的人生价值体系里。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但从未忘记基层农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选择到艰苦的冀中大地为改变农村农民的面貌而奋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兴办经济特区是最前沿的开放形式,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和人生锻炼的机会,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工作,人生道路从此迈入更为重要的关键一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吕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开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刚来的时候,市里安排他协助王金水工作,后来他自告奋勇抓农业。

1987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发展战略的同时,还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旧称)污水治理和特区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项目。我在他直接领导下,还联系厦门烟厂、同安矿泉水厂、同安银城啤酒厂等项目建设,每次都是近平同志亲自找我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和进展,安排我去把一个个事情落到实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过问一次。近平同志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不讲虚话,问的问题都很具体。我善于搜集与记录,背包里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数字,就赶紧拿出来看,近平同志一问,我就能很快给他答案。这样一来,近平同志就比较多地找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采访组:厦门国际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习近平同志当年很关注这个银行的开办。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吕拱南:厦门国际银行是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近平同志对这家银行确实关怀备至。他参加开业典礼并接见香港贵宾,还多次亲临指导工作。2010年来厦门时,仍然惦念着国际银行的近况。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

厦门国际银行是由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和内地的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合资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进香港资金到厦门特区,所以近平同志对厦门国际银行高度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国家首先批准给该银行2000万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指标。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厦门的大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吕拱南:近平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对待建立同安银城啤酒厂这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同安什么工业都没有,所以对于高岭土,当时也就是做模具,价值太低;对于矿泉水资源,我开始没有想到是做啤酒的优质水源,只想到能做瓶装矿泉水,但价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来跟我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还叫我帮他们解决资金贷款问题。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区办事,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安排到接见议程,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人家工作忙,下次再来。还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汇报国外贷款问题,本来都联系好了,结果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说:“经济特区简化批准手续,要找就去找国务院,不要找我。我办不了。”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晾在一边。近平同志听完,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我们离开了。一直到单位门口他才说:“这个人真不会办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建议。筼筜港道路施工,因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烂泥巴,群众来信反映说设计施工紧迫没有处理,担心会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涨潮时会淹没,退潮时会沉陷,问题都很多。近平同志当时就找我去,正好我学的是水电工程专业,我跟他讲了两条:第一,设计标准只有20年,如果要提高标准,那就要垫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从现实,说以后再垫高。第二,烂泥会不会沉陷的问题,跟道路载重、汽车载重有关,解决办法第一个是打桩,第二个是扩大承压面积,换沙,排水。他听完以后说:“就按你说的这个办。”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细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对外宾的住宿、谈判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对安保都提出具体要求,让公安局派了部车去引导,做到有备无患。他在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时,交代说凡涉及国家资源、计划中的产供销问题、资金来源(特别是外汇)平衡问题,一定要勤跑省与中央部门,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示范项目,为此他亲自几次到单位视察,对信息中心办公地点的选择、设置的科室、信息选择、设备的选择(型号与数量)、高端人才引进(共120人的编制)从不遗忘过问,特别交代他要定期听取汇报、进行检查,最后在明察细目后才核准数额上报。这是他细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爱读书,视野很宽阔,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强调重在实践与效果,绝不海阔天空。他也非常虚心向他人求教,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多次对我谈及政协工作,极其重视来自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他常说,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都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

近平同志当时的秘书是厦大毕业的硕士生。他总是通过秘书联系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向教授们借阅名著或登门请教。他经常读书读到很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提升自己的业务知识与分析能力。他还和当时的一位副市长约定,只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都关爱干部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在厦门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吧?

吕拱南:近平同志关心关爱干部群众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在微小的行动细节中。比如1986年,他亲自审批兴建原厦门市计委经委宿舍,宿舍建成后,亲自来我家探望,使我终生难忘。我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像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市级领导,是唯一一位到我这个普通家庭关心慰问拜访的市级领导,用现在语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对那些肯钻研业务、好学上进、书写调研论文课题的同志,很乐意以文字加以肯定,题写序文,勉励他们继续登高望远。在他即将离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前往浙江工作时,还亲自写了一封勉励信寄给我,希望我在对台工作上继续书写好材料,把好意见寄给他。2002年,曾经与近平同志在厦门一个班子里任副书记的李秀记同志把自己工作时的文稿结集为一本书《从政二十春》,当时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满腔热情地为他写了序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之后,您与他还有哪些交往?

吕拱南:近平同志去宁德工作期间,我没有到那里找过他。但他到福州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经常过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到杏林区工作,后来又到台办工作,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资料。他调到浙江去当省长的时候,还特别托秘书跟我说:“这一年我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充实了我对很多台湾问题的认识。如果你以后有材料,还可以给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接见了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代表13个人,其中就有我和郑金沐。他以回忆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对他任职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期间的支持与重要事项,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他亲切地叫我“拱南”,拉着我问了相关问题。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回想起2010年他接见我们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涌动着一股暖流。

(转载自2019年7月26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五):“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

即时 | 2020-09-17 07:31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采访对象:

王太兴,1954年12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儿,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只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被称为军中“活地图”的雷英夫将军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福州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福州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转载自2019年7月24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四):“制定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贡献”

即时 | 2020-09-14 07:23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对象:

郑金沐,1936年1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福州,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信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7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的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全岛放开的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证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放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放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总共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这本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福州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福州的看法和对福州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转载自2019年7月22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三):“近平同志提出的‘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很有远见卓识”

即时 | 2020-09-11 07:37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二):"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即时 | 2020-09-08 07:20

近平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王金水,1934年5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安溪人。1979—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20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当时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元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元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元,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4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6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4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末,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他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一):“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即时 | 2020-09-07 07:20

编者按: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系列采访实录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工作时的科学理念、重大部署、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系列采访实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后,在全省各地、各界、各行各业产生了持续热烈的反响。全省上下怀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责任,兴起学习热潮,进一步提高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激发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巨大动力。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本报今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福州》《习近平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对象:

李秀记,1937年1月生,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福州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福州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3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3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投洽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3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投洽会。他担任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投洽会。这个投洽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投洽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道:“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50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投洽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投洽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20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3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转载自2019年7月15日《学习时报》)

编辑推荐
  • 习近平在亚洲体育威廉希尔
  • 总书记回信一年间
  • 聚焦亚洲体育威廉希尔高招
  • 聚焦全球疫情防控
  •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 推动高质量发展
  • 做好六稳 落实六保
  • 美国抗议示威活动
  • 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宜昌
  • 2020全国两会
  • 聚焦2020亚洲体育威廉希尔省两会
  • 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 亚洲体育威廉希尔复工复产
  • 全球抗“疫”
  •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亚洲体育威廉希尔代表团审议一周年